10月2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杨佳袭警案二审将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宣判。

    如果二审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佳袭警案在上海的司法程序也就走完了。接下来案件将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杨佳袭警案发生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他的母亲王静梅已失踪一百多天。

儿子离刑场只有一步之遥，而母亲始终不露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杨佳案发后，王静梅被北京朝阳警方带到大屯派出所，接受来自上海的公安人员调查。从此，她就象在人间“蒸发”了，杳无音信，就连她的父亲和姐姐也不其身处何方。

    据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女士说，在7月中旬，她去过朝阳区公安机关打听王静梅下落。接待人员答复称，王静梅在7月4日自行离开了派出所。

    如王静梅是自行离开了派出所，她又不住在自己家中，那她到底是去哪了呢？难道如别人所说的，是因为儿子杀了警察，自己感到无脸见人，而躲藏起来了吗？

    王静荣告诉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她怎么会这样做。何何况姐妹俩平时关系很好，经常会保持电话联系。她怕见别人，总不可能怕见自己的姐姐吧？

    我想，如果王静梅是自己藏起来了，不愿见亲朋好友，也不愿见他人，那为何上海两个谢律师又能在北京找到她？到底是谁将王静梅秘密的藏身之地告诉了谢律师？

   10月16日晚，杨福生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记者来他家采访了。这名记者曾经采访过谢有明律师。谢律师向他说过，确实是在北京见过王静梅。

7月中旬，谢律师在北京接受王静梅的委托消息，是上海市律师协会向媒体通报。

    我们就要质问了，王静梅在北京，又不是自己隐藏起来，到底是哪个机关，哪个部门，敢控制于她呢？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

   检察机关不可能对王静梅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她涉嫌犯罪的话，也不可能是渎职和贪污受贿。

   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对她采取强制措施，她没有因刑事自诉案被人诉之到法院，也没有因不履行司法判决而被追究法律责任。而国家安全机关，更不可能对她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一作分析，那只有公安机关了？如果是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为何不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将羁押时间和地点通知王静梅的家属，即她的父亲和姐姐？看来，限制王静梅人身自由，并不是法律上所指的哪种强制措施。

    从一审判决书中可知，王静梅不是本案的同犯案。如是同案犯，既使是另案处理，在对主犯的判决书中，也会提到同案犯。

   王静梅不是同案犯，那为何要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呢？难道公安机关不知道，对一个没有违法犯罪事实的人，限制其人身自由，是侵犯人权违反法律的行为吗？

   杨佳袭警案发生在奥运前，而王静梅的家就在“鸟巢”附近，她从此下落不明，当时并没有使我感到奇怪。我想，等到奥运会结束了，她自然就会露面了。

    想不到的是，奥运早已结束了，杨佳案件二审也将完了，仍然不见她露面。也就是说，假使以前是受到了“控制”，那为何到现在还要控制呢？有人说，那是因为杨佳袭警案还没有最后了结。

    这个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可能性不大。既使让她出来了，她难道能翻了天？无非就是向媒体说，知道杨佳遭过殴打而已。但上海司法机关则会反驳，母亲为保儿子的命，说儿子遭到殴打，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它他会以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以采信。

    再者，以前也发生过很多重大案件，司法机关也没有因担心家属乱说，而将家属控制起来。也就是说，让犯罪人家属莫明其妙地失踪的先例还是太少。

    我以为，一开始时，王静梅很可能是受到了人为的控制，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后来，则可能是因为受不了刺激发病了。

    儿子杀了六个警察，她应当预料得到会判处死刑。杨佳与她生活了二十八年，作为一个中年单身妇女，知道儿子要判死刑了，但自己又没有人身自由，去为儿子作证，说出遭盘查的事实真相，在这痛苦的煎熬中，她的精神状态崩溃也属于正常。

    假使王静梅因此“疯了”和“狂了”，谁敢将她放回家中？出于人道主义，也得送去精神病院治疗。这样的消息，也是不可能让它泄露出来吧？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杨佳在二审时，仍然拒绝其父聘请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高级法院为何不照搬7月中旬时，即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做法，叫律师去找杨佳母亲办理委托？如果说上海高级法院打听不到王静梅的下落，估计不会有人相信。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政法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打听的。

   9月5日，熊律师到上海二中法院找王智刚法官代领一审判决书时，王法官竟称二审判决书已送达给了杨佳母亲？真不知这是不是实话？

    在二审庭审中，审判长徐伟问杨佳是否收到了一审判决书，杨佳回答没有收到（随后，审理长宣读一审法院的笔录，称杨佳拒绝签收判决书）。由于杨佳拒收判决书，法院才会给王静梅送达判决书吧？

    不知王法官用的是什么送达方式，是司法专邮送达的吗？还是上门当面送达的呢？如果是当面送达，说明他是知道王静梅身在何处。

   我对“已给杨佳母亲送达判决书”的说法，还是颇有些怀疑。我以为，这可能是不想给杨父判决书的托词。不过，上海二中法院知道王静梅在何处，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王法官能知道杨母下落，难道高级法院会不知道吗？即便王静梅仍然在北京，上海司法机关也是能找到其下落的。

   那么，明明知道其母下落，明明知道杨佳只接受母亲委托的律师，为何还去给杨佳变相指派律师呢？这不是在掩耳盗铃吗？

   儿子袭警犯罪，母亲为此失踪，家属求助警方寻找，也不见司法机关重视。这等奇闻，发生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却使人想到了封建社会的株连制。

   如果不出“意外”，杨佳离死神不远了。不知杨佳在走向刑场前，还能不能见母亲一眼？

   上海袭警案，是杨佳制造出的惊天大血案。王静梅失踪案，又是由谁制造出来的惊天疑案呢？失踪案背后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到底又是谁的呢？

    经初步调查，韩桂芝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曹某某、马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长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950万元，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贿。

    中央纪委常委会认为，韩桂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和礼金，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委决定，给予韩桂芝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鉴于韩桂芝的行为涉嫌犯罪，已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和有关线索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前，韩桂芝已于2003年12月被免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2004年6月被免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职务，7月被撤销政协全国第十届委员资格，10月被罢免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职务。

    (亚洲时报在线/田镜  撰文)去年中国发生轰动一时的宝马撞人案；该案涉及名贵轿车撞死农民，案中主角苏秀文的后台，更加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据一份中国中央媒体披露，苏秀文虽然不是近日被查处的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的媳妇，但二人确实有人脉上的渊源。耐人寻味的是，仗著自己在官场有人脉关系的苏秀文，竟成为中央在黑龙江反腐一役「收网」的其中一个关键。

    宝马撞人案发生在2003年10月16日。当天上午苏秀文驾驶一辆宝马车，和一辆农用拖拉机发生刮蹭；其后宝马忽然高速向前冲，造成１死１２人伤。惹人争议的是，此案在2003年12月20日在黑龙江省府哈尔滨市审结，苏秀文被「轻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此案一判，举国哗然。

    外间一直流传苏秀文是黑龙江权贵韩桂芝的儿媳，虽然有关部门声言传闻「和事实不符」，但早有东北省百姓指出，「在黑龙江这样相对穷的地方可以开宝马的人，不会和政府官员无关」。韩桂芝在2004年1月5日曾向媒体声明：「宝马撞人」案中的苏秀文不是她的儿媳，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在韩桂芝宣告下台后，事实的真相始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中国官方《中国新闻周刊》10月25日报道，苏秀文的丈夫关某是黑龙江省最大的高速公路承包商，曾任交通厅长的原黑龙江副省长傅晓光与其交情甚密。据指出，傅晓光曾斥巨资修建了一幢专家公寓，内设高档游泳池，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桂芝常去该处游泳，因此跟傅晓光相熟。

    据《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苏秀文闯祸当天晚上，傅晓光曾出面引见省里各方政要一起商议。当时，原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和原省人民法院院长徐衍东都是座上客。报道指，徐发于1998年调任黑龙江省委党校党委书记，此时韩桂芝正是该校校长；未几，徐出任省检察院要职。

    由最新的资料可以看出，苏秀文跟韩桂芝确实有渊源。意想不到的是，宝马撞人案在中国引起全国公愤，中央领导暗中彻查，就这样苏秀文就成为中央领导在黑龙江「收网」的一个关键。

    有意见指出，韩桂芝案反映出中国官场一个潜在的隐忧，就是「组织腐败」。中国共产党要解决腐败问题，要提高执政能力，组织腐败的问题非从制度上解决不可。韩桂芝案由案发到被侦破前后共14年，涉及黑龙江省200多名副厅级或以上的干部。她在省的组织人事工作上把持了近十年之久，是该省腐败网上的核心人物。

    在中国公务员的人事任命方面，不少省份都出台了一些试点计划；其内容不外是公开招考，公开准则，提高透明度。不过，以一个党而言，人事组织由组织部负责，只需向当地党委的一把手交待；理论上党务是无须向社会交待，但中国共产党偏偏又是执政党，地方的执政，还是听党官的决定。换言之，党的组织部门一日不进行改革，中国的地方执政水平实在是较难提高。

   范美忠在博客中披露此事后，立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他的“逃跑”事迹，则被媒体和网友广为“传颂”。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范跑跑”身上，为他的“逃跑”行为争论不休时，那些在地震中舍身救学生的老师们，却慢慢地被我们忘了。

   据媒体报道，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北川中学的曾常有老师正在初三（2）班上语文课。突然，大风刮带沙尘袭来，地下似乎轻微震动了一下。曾老师警觉地走出教室看了看，没等他回到讲台上，大地便开始疯狂抖动。曾老师立即向孩子们喊到：“快跑！”。由于后门靠近楼梯，孩子们大多选择从后门逃生，也有少数同学从前门跑出去。可是，地震来得太猛烈，平时行动敏捷的孩子们此时却不能顺利跑出教室！曾老师张开双臂用力一推，4个学生瞬间被推到了教室外面！推出去4个学生后，曾老师猛一回头，发现唐云飞、刘卿、刘霞三名同学被压在了桌子下面！剧烈的摇晃使三个孩子不能站起！千钧一发之际，曾老师镇静地把压在上面的桌子搬开，把他们一把扯了起来！随后，他快步跑向前门，用身体和右手死死顶住教室大门，左手使劲地挥着，嘴里还在喊：“快跑！快跑！” 。疯狂的地震停止后，同学们痛心地看到，曾老师的上半身已经探出了教室，下半身还在教室门口，腰上压着沉重的预制板

    被曾老师从桌子下面拉出来的刘卿说，曾老师本来已经走出教室，可是他看见还有同学没跑出来，便毅然跑回来指挥同学们撤离。曾老师要想跑的话，他可以第一个冲出教室。数学成绩特别好的袁洪亮同学说：只需要1秒，曾老师就可以跑出来……

   看了这个报道后，我有一个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在自然灾害面前，有逃生机会却要放弃，曾常有为何会“傻”到如此地步呢？

   如果曾常有老师也象范美忠一样先跑了，自己的生命不就保住了吗？由于大地震是不可抗力，既使事后被追究，有关部门无非是给行政处分而已，不用承担“见死不救”的法律责任。

   在地震突发之际的生死抉择危急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学生，将死的后果留给了自己，这样的“傻”老师，还不只曾常有一人，他们是谭千秋、袁文婷、张米亚、吴忠洪、苟晓超、汤鸿、向倩、张辉兵、杜正香、严蓉、瞿万容、李佳萍、胡蓉等多位老师。

   按照现行有效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1980年颁布实施）第三条规定，“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可批准为革命烈士。

   国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1980]63号)第四条中解释，“壮烈牺牲”，是指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给人民群众树立了堪为学习榜样的，都可批准为革命烈士。

   在地震发生之际，虽有逃生机会，但为救学生而放弃，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这些老师的死，难道不符合民政部解释的“壮烈牺牲”情形吗？他们舍已救人的精神，难道不值得全社会学习吗？

   曾常有等老师的死，与失事直升机上的人一样，都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死，但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为救学生而死的老师，却被有关部门给淡忘了。

   由此，我还想到了克拉玛依大火中遇难的36位老师，他们也是为救学生而死，当年同样没有那个被评为了革命烈士。

   老师为救学生遇难后，难以评定为烈士，亲人享受不到烈士家属待遇。这样下去，以后学“范跑跑”明哲保身的人，也许会越来越多了。对此问题，有关部门是不是该作些反思呢？

    由“范跑跑”不顾学生“先跑”一事，使我想起了十四年前克拉玛依火灾中的教师和领导们。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委为欢迎上级派来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796名中小学生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委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已被错过了！796名中小学的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在323名死者中，有288名中小学生。在现场中的40多名教师，有36名为掩护学生而殉职。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多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在突发的灾难现场，时间就是生命。“范跑跑”身为人民教师，竟然不顾学生而率先逃跑。与那些在火灾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孩子逃生的教师相比，网友们称“范跑跑”为“最无耻的教师”，一点也不为过。不知“范跑跑”会不会感到无地自容？

    地震来临时，我估计没有人向学生们提出“让教师先走”。因此“范跑跑”的率先逃离，那真是“斯文扫地”，没有一点“风度”。

    克拉玛依火灾中，领导们没有象“范跑跑”那样自个“先跑”，而是在下属的“马屁”声中，体体面面、衣冠楚楚地“先走一步”。

   “范跑跑”先跑，只是虚惊一场，学校大楼并没有因此倒塌。而当年那场大火，由于让领导们先走一步，耽误了学生的逃生机会， 288条生命就这样葬身于火海之中。

    在网民的指责声中，“范跑跑”低头道歉了。而当年从火场中“先走”的领导，如今十四年过去了，全国人民也没有听到他们的“道歉”声。在大灾大难面前，“让领导们先走”，这句话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无耻的语言吗？

    大嘴咧咧的“范跑跑”，在博客中道出“先跑”论调后，网民们群起而攻之，强烈要求开除他。但我以为“范跑跑”先跑，毕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应当原谅他，何况他已知错认错了，没有必要再去“上纲上线”。想想当年，领导们“先走”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人们都能予以“宽容”，我们为何还纠缠着一个教师呢？

    有人说，“范跑跑”先跑行为，“不配做一个人民教师”，这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呢，如果真的让“范跑跑”“下课”了，我倒是建议“范跑跑”去官场上混混。一旦做官了，在大灾大难面前，就不用自个“先跑”了，自然会有人安排自己“先走”一步的。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附：多难可以兴邦？

读后感

我是生来不能做奴隶的。以前总以为这样反抗那样抗争的任务不是我的，是英雄们的，我只要坐享就可以。但是最近我才知道，不是的，我也是一分子。我很高兴成为一分子，纵然是有不测，我也含笑九泉。我是人，我不是奴隶。

下面是我所读的文章。

美国宪法诞生以来的历史证明，任何国家要有一部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先决条件是其国民必须有健全的公民意识。既使有一部好宪法，如果公民意识很差，恐怕宪法不过是几张写着权利但无关痛痒的纸。

什么叫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最基本的是权利和自由。如果你愿意做一名宪法之下的公民，那么，请你告诉自己：人人生而平等。不懂得什么叫权利和自由的人是不配叫公民的，这种人好听一点叫“臣民”，实际上是奴隶。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总在“一治一乱”的两个时代循环；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惯了奴才的人，一旦有人给他指引出一条通向自由的路，他反而不敢走；不但不敢走，反而会出卖这自由的指路人，以博取主子的欢心，以便做个“幸福”的奴隶。中国需要“第三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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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鲁迅所说的“第三样时代”落在我们这个时代胸怀天下的人身上。这个“第三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主子和奴隶的时代，是一个人民知道什么叫公民、什么叫权利和自由、什么叫民主和法治的时代。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我的圣贤怀抱。已所不欲，何望于人？我们今天授命于时代的转折和危难之际，我们就只有奋力前往了。

真理是不可压制的，它的全部要求和全部需要就在于自由表白，太阳不需要用碑文使它区别于黑暗！

25日，我在北京的酒店里。一大早，彭先生来找我，早前我推荐过他的寻人博客因此而认识。他来北京上访，屡屡碰壁，很无助，但我帮不了他什么。八点半我们在大堂聊事情的时候，有人在旁监视。

我把刘晓原律师的电话给了他，我想他或许用得着。一个小时后，他被抓走了。

以下是他写的经历。我对各位网友的请求是，尽可能转贴吧。

引用

寻儿彭文乐 的 40余名失踪儿童家长北京上访历险记（组图 视频）（亲身经历 真实记录）

40余名失踪儿童家长北京上访历险记

（组图 视频）（亲身经历 真实记录）

家长们寻子无果，无奈进京上访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儿童接连被偷甚至被抢，不计其数。犯罪份子的作案手段已向暴力化、集团化、职业化、国际化发展。我们为了找到孩子差不多走遍全国，我们每个人都债台高筑、倾家荡产，我们每个家中的亲人都有因为思念孩子死的、疯的、病的，其余的人也都是个个心力交瘁。当然很多的案件是可以很及时的破获的。但是由于。。。。。种种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说关于我攻击我们的公安部门的过激言论）失去了解救孩子的宝贵时间。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我们无奈，逐步向上反应，没有线索的案子一拖在拖。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家长们每天都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中，心里时刻在滴血，有的家长由于家庭的实际种种因素，不得已，只有选择放弃。在我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通过到处张贴的寻人启示，电视，报纸，网络结识了很多和我有着共同命运的人，大家一谈到找孩子，都有一段很辛酸的故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河南孩子被解救的报道。这个案子也是久久不能破。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让我们的总理知道了。经温总理批示，8个月没有破的案子。8天全部告破。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重新点燃了我们寻找孩子的激情。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的仁慈的总理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一定会帮我们找到孩子的。带着这唯一的希望，我们决定集体进京向我们的总理请愿。为了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们把时间定在了奥运会，残奥会结束后的9月22号。

 

 

 

鸟巢展示寻人启事

 9月22号，全国各地的失踪儿童家长陆续来到了北京。我们找到了一家廉价的旅馆（地下室）住下。还有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他们舍不得住旅馆只有在北京火车站露宿。后来经过我们平摊。让他们也住近了旅馆。记过大家商量，决定等二天在鸟巢展示我们的寻人启事。经过统计全国失踪家长来自10个省40余人。33号一早我们40余家长很早就赶到了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宏伟建筑——鸟巢。但是我们确没有看鸟巢的心情。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求助央视 遭到拒绝

 好心的大学生义务当了我们的向导，北京我们不熟悉，40位苦命的家长在大学生的带领下展转好运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在来的路上，我们觉察到了有3个人在交替的跟踪我们。我估计是国安局的。防止我们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家长们的情绪当时就失控了。大家纷纷拿出来孩子的大幅寻子海报，把央视大门堵住了。还有人说，央视只报好的，不报社会阴暗面，这样社会怎么会进步，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和谐，怎么多的儿童被拐，这么严重的社会现象，央视不报，那还报什么呀。局面混乱了，央视的保安拨打了110报警。不到2分种就来了3辆警车。为了方便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不想和警察正面发生冲突，警察对我们经过问讯，最后大学生说叫我们都先回去，他来和警察交涉。于是我们大家就回到了旅馆。最后他们把大学生带走了。记过电话我和大学生取得了联系。他们问了些我们的情况，要求他们学校的领导来把他接回去。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放出来。对于大学生为哦了我们的事情被关到现在。所有的家长都很感激他。同时对公安的行为更加的气愤。公安不帮助我们。一个正义的大学生为了帮我们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我们明显的感觉多北京也是个是非之地。

 

 

 

 

 

迫于无奈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23号，今天北京下起了小雨，气温急距下降，这次来北京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南方来的。没有办法室外活动。早早的我还是抱着一线微妙的希望，希望我们的真诚能感动央视，能帮我们做一期节目，我们3个代表再一次的来到了央视，接待我们的是个老大爷。听说了我们的遭遇，只能给予同情。说尽力帮我们反映上去。老大爷实话告诉我们。央视是国家的窗口。像这样的事情，报道的希望很渺小的。你们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隐约的暗示我们。央视报道都是舆论到了压不住的时候，才会报道。如：瓮安事件。扬佳时间。三鹿事件。我想我们还要加大力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后来我们准备去王俯井去展示。公安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住的旅馆。也就拦截了我们。我们被控制在旅馆了。说想办法帮助我们反映情况。这个时候美国广播电视台，和加泰罗尼亚国际广播电视台给我们来电话，希望采访我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的，也许是我们在鸟巢他们看到了我们寻人启事上的电话。征求了所有家长的意思，最后我们决定接受采访。国内的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给我们报道，难道我们还有拒绝境外媒体采访的理由吗？不过采访也不是很顺利。北京的警察百般阻止。但是我们有被采访的权利，外国记者也有采访的权利。警察又给旅馆老板施加压力。目的还是组织我们采访。这个时候的家长情绪都激动了。拿着寻子海报就往旅馆外面冲。旅馆不能采访，我们可以在我们接受采访吧。最后北京警察妥协了。让我们在旅馆采访。我们依次排开。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照片，各自和记者讲述着自己的寻子路。所有的人哭了。记者也哭了。我们都在承受着人世间最痛苦的煎熬。记者告诉我们，尽量把我们的事情向中方高层反映。

 

 

 

北京西单商场暴力被截

 24号因为我们怕在次被控制，大家很早就离开了旅馆，我们准备去国家最高信访单位去正常上访。我们一出旅馆，就发现了有一辆警车跟着我们，一路上警车不停的在增加。最后发展到我们在前面走，后面有8辆警车跟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发觉不对，他们可能要对我们动手了。在我们走到长安街北路西单商场的门口的时候，下来了4个警察拦住了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查看我们的身份证，很明显要对我们动手了。他们准备就绪了。我往后看了下，没个警车上有10个警察，8个车就是有80个警察。孙卓的爸爸情绪失控了。说我们是来找孩子的，刚准备把寻子海报上的人贩子照片从包里拿出来给他们看，一切来的太突然了。迅速来了10多名警察，暴力的卡住了他的脖子，2个手被警察反扭着。还有的人抓着他的头发。无数双手抓住了他的衣服，所有的家长看到了这样的情况都围上来。80个警察全部下车围过来。将所有的家长拉开。就这样孙卓的爸爸被8个警察像制服杀人犯（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太可怕了，所有的家长都吓傻了）连拉带拖的关进了一个囚车。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上去和他们理论，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也没有闹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的人，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也受到了和孙卓的爸爸同样的待遇。我只听到有一个像狗一样的警察抓我的头发，拼命的把我拉上车嘴里不停的说：“你敢质问政府，你敢要挟政府。”我们绝望了，这是什么社会呀。我们只怨我们不该生活在怎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太可怕了。人民的警察，对失踪儿童的家长动用了如此残酷的暴行。而我们还无处说理。家长们看到了我们两的待遇。都陆续上了囚车，最后把我们拉到了西长安街派出所设立一个“上访人员临时安置点”通俗点就是囚室。用铁门把我们关起来的。收了我们身份证，室内到处张贴者非正当上访的处理决定，意思就是要我们学习。我看到一个上访专业户，高达429次上访，劝说无果，拘留15天。里面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不过到是有个小买部。方便面和矿泉水和火车上的一样贵，我也真真的佩服那些人民警察，赚钱想到了赚上饭人的钱（题外话）我们想在这个特殊的囚室合个影做为纪念，原来囚室里四面都装有监视器。马上来了4个耀武扬威的警察。强行夺走了我们的相机，把相机里记录的警察打人，和我们活动资料的照片全部删除了。总之，借用他们的一句话：“到了这个，我们说了算”黑暗！黑暗！黑暗！

 

 

 

强制扭送公安部信访处

 下午，西长安街派出所派了2辆囚车把我们40个家长送到了公安部信访处。公安部信访领导一看，怎么多的人呀。让我们下车排对站好。派几个代表进去和他们谈。家长们寻子心切。都抢着要进去说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些家长原来来北京公安部上过访的，就不愿意进去。知道你们的一些程序。具说这里接访只会向下通报。不会向上通报的。进去了10个家长，还有30个家长不愿意进去。我们都走开了。决定去国家信访局，还有国务院信访。后来里面的10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让我们都进去写材料。不让他们10个人出不来。我们说好了的不能丢下一个人。没有办法我回去看看。我进去了也出不来了。警察答应我，说给我们做了材料，你们才可以走。去那里都可以。我轻信了。叫他们都回来了。所有的家长都写了材料。几个信访干部随便问了问我们的情况。后来陆续来了好多的警察。写完材料，把我们统一送上了一辆大巴车。大巴车在4个警察护送下向北京的郊区驶去。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到底会送我们到那里。

 

 

 

强制扭送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

 大巴车大概行驶了半小时，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大院的门口写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的地方，我们被带到一个用铁皮做的个超级大的房子。有很多的保安。我们陆续接受安检。我的照相机也不许带进去。安检通过以后我们被分隔开来。根据身份证户籍所在地分开，我们按照保安的指路方向，进入里面的大房子。你们分布很详细，有各个省的牌子。保安吆喝着，走找到自己省的房间进去，我问，把我们带来这里做什么。保安说，所有进京上访的人最后都会来这里。不管你是正当上访还是非正当上访的。来到了这里就等你们户口所在地的政府来接你们出去。这里里面的人真多呀。估计上万人，那里有这么多的冤呀。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不要去下面体察民情了，来这里是最好的地方。年长的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很年轻的小伙子。我们40个家长就这样按照地域分开了。我的老家是湖北的。但是我的孩子是在深圳被抢的。我就呆在了广东省的房间里。四面都是铁壁。有一个小窗户透气。墙上写着上访信访条例。我问了一个老者，他说他上访40年了，为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平反的事情。还有好多的上访者都是这里的熟客了。我们在这里完全失去了自由。这里也是个惨不忍睹的地方。陆续就有尖叫声，哭喊声。原来很多的上访者，问题没有解决，不愿意出去。那些当地政府的人来了就强制性的连拉带拖的拽出去。派专人强制遣返。我亲眼看到了一个70岁的老大娘，就这样在地下被硬拖走了。据说“前不久，奥运会期间杀了一个美国人后跳楼自杀了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上访者，但是久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每次都会到这里来。他绝望了，他走上了极端。”这个事情我只是在这里面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谣传。我们40余失踪孩子的家长陆续被各地的政府人员带回去了。4个小时我们家里的政府找到了我。说带我出去，我说我的事情和我们家乡的政府没有关系，我的事情是在深圳发生的，要接也该他们来接。家乡的政府给我做工作，什么事情我们出去了在说。原来这里不管这些的，只要是来到这里的人，必须是户口所在地的政府来接人。我被带到了家乡政府住京办事处。软禁在招待所。没收了我的身份证，24小时派人跟着我。等待家乡来人接我回去。在办事处禁闭了3天，家乡的居委会主任来接我。并且写好保证书。后来主任给我买了一张回深圳的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

 

 

 

北京之行，令我震撼

 北京过去就是皇帝住的地方，天子脚下。这次的北京之行无疑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北京警察可以说是全国最辛苦的警察，到处都可以看到警察，到处是警车。所有的警察都是高度戒备的。北京对进京上访群众可是有一套很严密，很完善的截访机制。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的天天电视上宣传的北京警察是多么的文明执法。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失踪儿童的家长，一个生活在人世间最心碎的特殊的群体，手不寸铁的百姓，没有得到北京警察的任何同情更不要说帮助，反而得到了北京警察大打出手。我不知道北京警察于心何忍呀。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孩子丢了会是这样的心情。在次引用北京警察的一句话“你敢质问政府，你敢要挟政府。”我们什么时候质问政府了，更不要说是要挟政府了，我们是来寻求政府帮助的．我们是来恳请政府帮住我们寻找孩子的．我想说这个话的狗警察，不是父母生的，真的希望扬佳当时杀的警察就是他这样的警察．我看他也带表不了政府．打着政府的名誉，做些伤害政府的事情．所有的家长绝望了，满怀信心的来到北京，原来北京也是个没有地方讲理的地方。那里才是个真真可以讲理的地方。难道是天堂。。。。。。

中国黑社会横行的时代

  交通事故发生后，我方人员下车与小金龙车辆沟通协商（当时我方只有两台小车一起，大车队因为道路原因还未能到达）。在事故发生后约10分钟，现场到达一名男性，约35岁左右，上身穿黑底花斑衬衣，下身穿深身长裤，斜背一黑色休闲皮包，发长齐颈。身高约168cm，体型偏胖（事后听人说此人为该车车主）。该男子下车后第一句话是冲着我方郭宏辉董事长吼：‘哪个让你们开个这个地方的？瞎了眼是吧？’身在外地，我们只想快速简单处理此事，于是郭问此男子的身份，该黑衣男子自称说是交警。并对郭说赶快赔5000元就让走人，不然后果很惨。本来我们的意见是双方损失都不大，而且责任在对方，只要不太让我们吃亏，哪怕相互不赔钱就算了，没想到对方开了狮子口。于是我们商量还是报交警，让交警来处理。（事后我们才知道想法实在是太天真）。在报了警后约5分钟，湘u30039号车到达现场，我们当时以为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来，因为湘u30039肯定是政府的车牌，从车上下来一男子，瘦小个（事后听派出所的警察多次称之为‘麻痞焦’，因为是当地方言，只能音译），该男子下车后看了一眼现场，打了一个电话，倾刻间到来约20名左右当地社会小青年，黄毛刺青，好不威风。围住我们，坚持要5000块钱了结此事，一分不能少。我方因为报了警，于是好言相劝说让交警处理。最后对方一名中年男性约38岁，身高182左右，光头，体型偏胖，恶狠狠的对我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会后悔的！’ 

   在凤凰县交警懒洋洋到达后，经过绘图等工作后决定将车拉至交警大队，交警当时到达现场人员是4名，处理事故的民警警号为161633。 

   在我们将车开到交警大队后一系列让我们觉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事故车之一的湘u30050车辆没有按照相关法规开到交警大队，只有我们一辆车到达交警大队。第二，交警当场收了郭董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保险单等相关证件单据，扣押了车辆而不肯开出任何扣押单据，直到我们6月13号离开凤凰古城也不肯开具任何收据。第三，在交警大队处理事故当中对方人员一个没有出现在现场，也没有检查司机的行驶证驾驶证等相关证件。第四，在我们进入交警队以后两个小时，约5：30分左右，交警也没有给出处理意见。于是我方人员当时决定先回酒店拿房间，然后再过交警大队来。就在这离开交警大队约15分钟的时间内，让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我们离开交警大队后的几分钟，交警161633见我方工作人员暂时离开交警大队，只有郭董及两个女同事三个人在交警办公室的情况下，执意让郭董到办公室外面与对方‘协商解决’，更加奇怪的是我们离开交警大队前还看不到湘u30050车主和司机以及任何人员，在郭董走出交警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瞬间到达了9人之多！其中有前文中提到的三名人员以及社会小青年6人！交警队门口还徘徊着十多名小青年！之后的事情简直就是让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凤凰交警大院内，在凤凰交警一楼‘事故处理办公室’门口，6个小青年围着一个50多岁的老人打了三分钟之久，郭董眼部/腿部/手部/腹部/多处受伤。幸亏两名女同事拼死护住才让这群小青年住手！ 

   打人，在中国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交警大院里打人。 

   在交警大院里打人，在凤凰也许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整个交警大院没有一名警察出来制止！
    
在凤凰交警大院里打人没有警察出来制止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当中一名女同事在打人过程中跑进交警办公室求交警们出来制止时他们居然无动于衷！ 

   得到消息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马上赶到了现场，在交警大院内被当地社会青年群殴，我们无比的愤怒，于是打了当地110。
   110在十分钟后赶到，110到达后将郭宏辉先生带上了警车，郭董指着打人的几个人说应该把他们也带到派出所，不能只带他一个人。110的警察理也没理便开车将郭董一个人拉到了凤凰县沱江派出所。 

  沱江派也所先期处理该事件的是该所的指导员，瘦个，身高约168cm，抽蓝色极品芙蓉王烟，平头，年龄约在33岁上下。在听完我方陈述事件经过后，指导员问我们想要怎么办。郭董说一要交警大队秉公处理交通事故，二要将打人者及指挥者也带到派出所来依法处理，三是对交警161633有很大的不满。 

  没想到派出所指导员听完我方的要求后格格的笑，好像拣到了宝一样的开心！当时让在场的我感觉我们的要求可能是提得太过份，在指导员同志的耳中好像就是天方夜谈一般的搞笑！而在现场的我们只能眼巴巴的指望人民警察能给我们当家做主，我们像是囚犯等着法官宣判一样的等着指导员给我们的答复。指导员在猛吸一口王烟后，告诉我们这次打人事件是发生在交警大院内，派出所也管不了，应该是交警的责任！（附带该指导员语录：在派出所内与该名指导员交流过种中，在谈及凤凰的治安的时候，指导员明确表示：凤凰来的客人多了是害，以前不来人的时候他们很轻松，很舒服，现在人多了，事情就多，事情多工资不涨，所以他们希望凤凰不要来游客！） 

  就这样，派出所又将皮球踢到了交警。在后面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与凤凰沱江派出所沟通过程中，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对方资料，包括车牌，打人者的年龄长相，包括对方司机的手机13787936458。以及处理事件交警的警号。但派出所以当天时间太晚为由，拒绝任何作为，不肯将打人者或是车老板或是对方任何一个人带到现场，让我们等到第二天再说。 

  凤凰，一个很小的县城，从警察们谈话的过种当中我们也能听出来，他们对这些人应该是了如指掌，只是警察们似乎对这些人也有所顾忌，不愿意为了这件事而开罪这些人。我们在等到晚上9点左右的样子，看事情还没有任何的进展，我们公司一名同事走了一条中国式的处理问题的捷径：通过关系找到了凤凰县的**长：佘局长。 

   因为是托的关系，佘局在得知事件经过后非常的重视，答应马上处理，我方的要求是希望派出所民警能依法处理，不偏向任何一方就行。9：30分，在**长佘局长的指示下，第一批打人嫌疑人三名人员被抓到办公室，其中有一名人员是主要动手打人者。
  我方要求将车主，也就是整个交通事故敲炸伤人案件的主谋带到现场，佘局在得到我方要求后马上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将主要人员马上带到现场处理。10：30分的时候，通过局长与派出所指导员及沱江派出所所长通电话的对话中我们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了变化。果然，11：00左右的时候佘局回信给我们说办不好，人没办法抓到。这让我们觉得这件小交通事故的背后似乎有着一只大手，起码是**长也没办法搬动的大手！ 

  晚11：30分，中国国际旅行社苗寨踩线考察团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董事长在交警大院内被打，于是陆陆续续到达沱江派出所看望郭董，并希望事件能得到秉公处理，在我方代表们与警察交流的过程中，警察同志们一是由于加班时间太长，二是由于压力比较大（一方面局长要求处理此人，二方面此人实在是难以处理），三是由于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到达现场的比较多（约50名左右），警察的态度一下子变得恶劣。我方一工作人员说了句：‘你们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就因这句话，成了警察与我们冲突的导火线。沱江派出所的所长（约40岁上下，170cm左右，身材很胖，大肚）跳出来大叫：‘我们就是态度不好了怎么的？关你们鸟事？就该打死你们这些外地杂种…… 

  国旅龚经理见状拿出手机对着当时的场景拍了一张照，引发了派出所内的高潮！在该所长的带领下，派出所内六名体格健壮的民警一齐扑向了龚经理，龚经理将手机往身后一送，想递给同事，我方一田姓女计调接住了手机，龚经理被警察按住，派出所长一下子抓住了田小姐，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扭住了脖子一把夺过手机在地下摔得粉碎！而田小姐脖子上则留下了一道长约5cm的伤痕，血迹模糊！当时群情激愤，大有暴发之势，为了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郭宏辉董事长急忙拦住了我方上前质问讨说法的工作人员。

  我们不得不感叹：凤凰的警察朋友们是正统的湖南后人，野火潇湘，霸蛮之邦！‘霸蛮’二字可谓是让湖南凤凰警察朋友发挥到了极至！ 

  事件到此时为止，已经不是在处理，而是在发展。 

  我方再次打通了佘局的电话，佘局的话气已明显不如刚开始的果敢，似乎也是有所顾忌。但答应派一名副局长在12点的时候赶到沱江派出所协助处理。并声称自己在外地，如果有必要，也可以马上赶回来。 

  按照警察的要求，也屈于所长及其部下们的淫威，我们国旅的工作人员不能在派出所大厅里等待结果，只能站在街边。在11：50分上下，湘u0039号车的前文中提到的‘麻痞焦’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大个子光头在一众小青年的围绕下，如众花捧月般有说有笑酒气冲天的走入了派出所内，如出入自己家一般的方便正常！在与几名当时还没睡的民警打完招呼后，此一众人径直来到了我们大家的面前，说道：‘我劝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不然砍死你们这些人，也不会放过你们董事长！你们这些外地八二！我们就是黑社会！’ 
  

此文作者为事件整个过程全程在场，决不是道听途说，愿为文中所说到的每一个细节负责。
               张家界中国国际旅行社  喻 鹏  龚佑军  
                     2008-6-16